狄奥尼等: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美国

admin 银座娱乐 2019-09-03 20:13:18 6746

  

  《异议者》编辑部按:

  去年秋天,我们邀请了《异议者》编辑之外的美国著名知识分子参加美国政治和文化论坛。现在似乎是举行这种讨论的好时机,美国政治和文化都是关系紧张的竞技场—不管这紧张关系预示了民族复兴、衰落还是维持原样。美国政治不再由保守派主导,但新自由时代还没有开始。数字技术改变了大部分美国人获得信息、相互交流和娱乐的方式,但许多人担心它将把所有形式的表达琐碎化。资本主义第一次成为在全球盛行的体制,但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它的成果总是分配不均的。美国学界内外的知识分子在理解和处理这些问题时,是否能够发挥作用或者愿意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等都决非清晰可见的。

  1952年, 影响正如日中天的《党派评论》举办了一次类似的研讨会,题目是“我们的国家与文化”。该杂志的编辑写到,此次研讨会目的是“考察美国知识分子用新方式看待美国及其体制的明显的事实。”1930年代鼓吹社会主义的大部分作家不再自认为“反叛者或者流浪者,”冷战早期,许多人甚至同意美国“至少在军事和经济意义上已经成为西方文明的保护者,”但很少知识分子把他们对国家的新乐观主义延伸到大众文化上。《党派评论》编辑抱怨说“大众文化的倾向是排除任何不符合大众规范的东西,它创造和满足虚假的欲望,已经变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文化已经沦为商品。”

  在如今动荡不定的时代,让这些以思想深刻思想、创造性强而闻名的大家反思对其事业和国家有重大意义的议题是非常有用的。我们提出了如下四个问题:

  每个作家可以选择回答一个或者所有问题。本期刊登狄奥尼、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杰克逊·里尔斯、玛萨·诺斯鲍姆、卡萨·波利特、迈克尔·托马斯基、卡特里那·梵登·何弗、里昂·维斯提耶的文章。我们期待下一期有更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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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讨会:狄奥尼(E. J. Dionne, Jr.)

  

  15年前,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用一个确切又有破坏性的比喻描述了他看到的学界左派在民主政治中弃权的现象。他在《共同梦想之光》(In The Twilight of Common Dreams)中说左派“向英语系进军”,但右派占领了白宫。

  左派知识分子不想承认他们受到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政治的影响。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虽然政治上的右派积极鼓吹私有化的福音、追求个人满足的美德,但学界许多进步人士仍然在用自己的方式从政治上退却。美学激进主义取代了政治激进主义,有关文本和经典的战斗取代了政府应该为那个阶级的利益服务以及谁的观点应该定义主流政治思想的斗争。

  右派从修正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那里学到的东西似乎要比左派多得多。他们明白思想在影响政治竞争和经济斗争中的强大力量,虽然葛兰西实际上是学界左派的先锋。

  典型的是,恰恰是左派自己被控过分将自己的思想和文化著作政治化。但从1960年代中期起,美国右派投身于炮制可以用在政治上的观点。他们认为政府主导的社会改革努力是徒劳的,国家干预给经济领域带来危险,贫穷的主要原因是道德堕落。这些叙述主导了克林顿时代的政治讨论。

  2001年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该变化的工具不是竞争性的左派叙述的兴起而是对乔治·布什总统的本能反感。这种反感不仅左派有而且大部分政治中间派也有。奇怪的是,甚至左派对布什的反应都根源于他们对其激进政策尤其是伊拉克战争政策的保守派冲动。

  罗恩·萨斯坎德(Ron Suskind)在2004年《纽约时报杂志》上的文章令人恐惧地抓住了布什激进主义(没有别的词可以用)的特征。萨斯坎德这样描述他和布什中尉的对话:

  这个侍从武官说像我这样的人处于“被称为以现实为基础的社会中”,他把这个社会描述为“相信解决办法来自你对可辨别的现实的有远见卓识的研究”的群体。我点头并嘟囔了几句启蒙原则和经验主义的话。他打断我,“那已经不再是真实世界的运作方式了,还说“我们现在已经是个帝国。我们采取行动时就是在创造自己的现实。在你们明智而审慎地研究那个现实时,你们肯定会研究的,我们将再次行动并创造新的现实供你们研究。其实就这么回事。我们是历史的创造者,你们,你们所有人只不过是研究我们做过的事而已。

  左派知识分子突然认识到仅仅控制英语系是不够的。自我边缘化意味着被抛在一边,只能“研究”别人制造的现实。这是对民主不负责任的行为。现在到了重新回到“历史”创造者行列的时候了。

  但是在美国故事中当演员需要受到民主实践的纪律约束和限制。它要求相信美国民众的智慧,投身于说服民众的艰巨任务。还意味着降低乌托邦期待,接受短期改革的必要性。也意味着离开研讨会教室,来到大学周边和社区村落。在2008年奥巴马选举活动中许多人经历的兴奋不过是重新发现了积极参加民主活动的乐趣。

  在民主社会,政治投入就是爱国行动,是表明自己相信民众判断力的宣言,最终也是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信心的表现。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的说法是对的,即真正有效的社会批评家是嵌入在自己的社会中的,虽然与社会保持距离,但他的批评是出于爱,而且爱往往占主导地位。

  沃尔泽在《批评家一族》(The Company of Critics)中引用了波兰知识分子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的话: “不尊重社会主流价值的运动是不成熟的运动,是无法对这个社会进行改造的。”沃尔泽得出正确的结论“当批评说出了民众不满的心声或者阐明了民怨背后的价值观时,其力量就是最强大的。”

  请注意沃尔泽为批评家确立的两个义务:表达“民众不满”的民主义务和阐明价值观的思想义务。后者可能是颠覆传统认识或暴露社会通常忽略的东西或揭露政府践踏其宣扬的根本价值观的地方。

  很少有领袖比亚伯拉罕·林肯和马丁·路德·金更好地体现了嵌入式批评中天生的爱国主义。两者都使用美国建国文件中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与现实的背离来开展社会和政治运动,从而为美国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林肯谈到了“自由的新生”(特别强调),并向“诞生于自由的国家”致敬。他呼吁国民“爱的纽带”,呼吁“我们天性中善良的天使”,还谈到国家“未竟之事业”。他相信国家能够完成这个事业。

  马丁·路德·金给美国黑人描述了“期票”,追求“承诺给予所有的人以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誓言。金的该期票是“空头支票,一张盖着‘资金不足’的戳子后便退了回来的支票”的宣言是阐释价值观的经典练习。国家的罪恶不是来自其作为核心思想的价值观而是没有能严格履行这种价值观。因此,金怀抱希望。金宣称“我们不相信正义的银行已经破产。我们不相信,在这个国家巨大的机会之库里已没有足够的储备。因此今天我们要求将支票兑现。”

  但是,金知道,要求承兑支票只是第一步。民主政治是不断进行的承诺。无论多么激动人心,单单一次选举都不过是行动的开始。而且,嵌入式批评家和权力的关系肯定是模糊不清的,他们这个阶层包括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但并不局限于这些人。

  这里,政客林肯和先知般的积极分子及批评家金之间的差别非常明显。政客的注意力集中在能够做的事上,人们期待他拥有现实主义者对可能性和局限性的清醒认识。批评家总是指出仍然还没有完成的工作、并不充分的改革、没有理顺的扭曲和骗人之处。金宣称“不,不!我们现在并不满足,我们将来也不满足,除非正义和公正犹如江海之波涛,汹涌澎湃,滚滚而来。”至少可以说,那是政客无法遵循的标准,但它是必须呼吁和提倡的标准。”

  已经去世的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试图做不可能的事,坚持他在为“强调可能性的左派”而奋斗。这是一个重要的术语,因为它要求积极分子和批评家牢记马克斯·韦伯的政治行动分类:责任伦理和绝对目的伦理。

  作为笼统的主张,民主政治要求责任伦理。说服是漫长的过程,改革总是一步步达成的,妥协是不可避免的。前进比后退好,虽然在某个特定时期能够采取的措施可能受到客观情况的限制。一场选举、一个医疗保健改革法案(即使很大的法案)、一个民权法案、一个劳动法改革等都不过是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个步骤。它们不是目的地。

  但有些批评家不满意。他们要求追究当权者的责任,即使当权者同情他们的目标。即使在取得进步的时候,他们还是确定了比现在更好的未来标准,或许尤其是在取得进步时,期望更大。

  这两种批评家都是必要的。如果牢记韦伯的劝告,它们都能为民主进步做贡献。林肯需要废奴主义者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的刺激和激励,富兰克林·罗斯福需要劳工运动,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需要民权运动和马丁·路德·金。

  民主政治中自我边缘化决不是一种选择。光做出姿态还远远不够,焚烧国旗并不能摧毁一个国家。英语系不是白宫。韦伯写到“政治是件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这至少是最进步的知识分子在2001年至2009年学到的东西。

  

    狄奥尼,乔治敦大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著有《美国人为什么讨厌政治》,最新著作是《灵魂丧失:重新抓住信仰和宗教右派之后的政治》。

  

  研讨会: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Alice Kessler-Harris)

  我把自己看作对奥巴马当选总统以来的表现感到失望的人之一。我并没有期待奇迹的发生,但是我曾经希望政治中更大转变:终结阿富汗战争、迅速关闭关塔那摩监狱、谴责虐待转运囚犯、无休止追剿到处躲避变化多端的恐怖主义。在去年的选举日,我预测更加慷慨的医疗保健法案和恢复对银行和金融投资机构的适当监管。当奥巴马用流畅和有力的声音宣称“你能相信改变”时,他引导我们期待他做这些事。我知道候选人奥巴马呼吁的并非简单的政治风格转变,不仅仅是呼吁把无赖撵走。我想相信它也是一个重新校正道德指南的呼吁,引起我这个大学教授、知识分子、和研究20世纪美国历史的学生的共鸣。

  现在我觉得,我们,我们这些左派知识分子招致了总统和国家的失败。我们应该为自己也卷入的政治泥淖承担部分责任。奥巴马候选人提出了一些大议题。他呼吁回归如解交被拘禁者并调查拘禁原因令(habeas corpus)等宪法原则或者重新定义公平正义。他鼓吹在诸如民权、职业健康和安全等领域的法治的恢复。最重要的是,他推动公平的精神,这将预报“后种族”时代的到来并重新定义我们对更平等社会的承诺。选举期间,奥巴马临时性地挑战了流行的反政府视角,指出政府可能是积极的工具,能够增强社区安全,推动机会平等,做出更多善举。不过,虽然这些形象能抓住选民的想象力,但这些承诺却一直被弃之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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