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唐书: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时代”

admin 卡奇娱乐 2019-09-01 15:22:04 8153

   那是七七事变发生后的7月28日,日寇向天津发动全面进攻,而当时的南开大学成为其轰炸和攻击的重要目标。这场劫难使南开大学损失惨重,教学楼、图书馆、学生宿舍、工厂、实验室等毁于一旦,所存教学仪器设备,破坏殆尽,插架琳琅之书库,已告一空,成套珍贵的西文期刊和中文典籍被劫运到日本本土……侵略者的暴行激起国内外人士的极大愤慨。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梅贻琦、罗家伦、竺可桢、王星拱七人8月1日致电国际联盟知识合作委员会,报告日军侵略南开暴行,请转达各国对日本进行制裁。8月2日,世界教育会议在东京召开。胡适致电世界教育联合会会长孟禄博士,希望出席会议代表对日军蓄意炸毁张伯苓以33年精力创办扩展之南开大学与附中的野蛮行动,“予以判断与指斥”。8月3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基尔帕特里克教授向记者发表谈话:日本在华之行为,实属无耻而愚蠢。天津南开大学被毁,不足使该校归于消灭,良以日军炸弹残酷手段之结果,适足使该有名之学府万古不朽。

   南开大学作为战时中国一个惨痛的象征,也引发了全国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同情。8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约见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及平津教育学术界人士蒋梦麟、胡适、梅贻琦、陶希圣等。会谈中,蒋氏当面向张伯苓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有中国即有南开!”蒋介石的话固然是对老友张伯苓的安慰,同时也是对私立南开大学的高度评价。而在当时国人的心目中,南开,作为国家文化教育的形象标识,是完全担当得起的;其呈现于世界面前的精神风貌,足以让国人为之自豪。

   一、私立南开大学的成功,证明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坚忍不拔,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希望存在民间而不在庙堂。正是张伯苓身上所体现的这种民族精神,让南开一起步就站到了一个独立于世的制高点上。

   南开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正规的私立大学,也是唯一一所可以和当时最好的国立大学北大、清华以及教会大学燕京大学等并驾齐驱的民办大学。她几乎靠一个人的力量获得了成功,并因此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神话。

   这个神话的创造者就是张伯苓。

   水师学堂修业期满,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在此期间,他目睹了实力优于日本海军的北洋舰队的惨败。战争结束后,他以一名下级军官的身份到通济轮服务。1898年,英国借日本从威海卫撤军之机,与清政府签订《威海卫租借专条》,其中规定将威海卫一带的陆地和海岛租给英国使用。为此,张伯苓所在的同济轮奉命去刘公岛办理接收、转让手续。所谓接收,就是从日本人手中收回刘公岛等地,因而要降下日本国旗,升起清朝的龙旗;所谓转让,则是把刘公岛一带租借给英国,因而要降下清朝的龙旗,升起英国国旗。两天之内在中国的土地上“三易国帜”, 张伯苓目睹了这一涉及国家主权的接收、转让全过程,感受到极大的屈辱,并进一步看请满清政府的腐败。这使他原有的军事救国思想彻底破灭。他开始思考中国落后的原因所在。后来张伯苓多次说起他办教育的缘由:“我在北洋水师学校,亲见旅顺大连为日本割去,青岛为日本人所夺走。当我到刘公岛的时候,看见两个人,一个是英国兵,一个是中国兵。英国兵身体魁梧,穿戴庄严,但中国兵则大不然。他穿的是一件灰色而破旧的军衣,胸前有一个‘勇’字,面色憔悴,两肩齐耸。这两个兵相比较,实有天壤之别,我当时感到羞耻和痛心。我自此受极大刺激,直至现在,还在我的脑海中回荡。我当时立志要改造我们中国人,但是我并非要训练陆军、海军,同外国周旋。我以为改造国民的方法,就是办教育。”他多次对人们说:“悲楚和愤怒使我深思,我得到一种坚强的信念:中国想在现代世界生存,唯有赖一种能够制造一代新国民的新教育,我决心把我的生命用在教育救国的事业上。”

   于是,张伯苓离开了北洋水师,回到了天津,开始了其“教育救国”的事业,并遇到了他事业的鼎力支持者严范孙先生。严范孙名修,曾经担任过满清政府贵州学政,是著名的维新派人士,因提出废科举、开设经济特科等主张而享誉士林。戊戌变法失败后辞职还乡,潜心介绍新学,倡导教育事业。为了教育自己的后代,严修在家中办了个严氏家馆,请张伯苓前来任教。张应聘后,不再灌输四书五经,而是讲授英文、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并开展体育活动。最早在严氏家馆读书的只有五个人,其中就有五四时期北大的著名教授、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陶孟和先生。后来,又应天津绅士王奎章之聘在王氏家馆兼课。期间,与严修去日本考察教育,亲眼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盛况,领略了日本对教育的重视,以及办学规模和教育方法,深受启发。经过四个月的细心考察,回国后两人决定把严氏家馆改为中学。

   1919年9月,中国第一所正规的私立大学南开大学正式成立。初始,南开大学只是在中学旁边盖了一座楼房,后来张伯苓又在距南开不远的八里台购地七百余亩,开始筹建大学校园。1923年,南开大学迁入八里台校园,开始步入正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南开大学创办伊始就建立了理科。那时北京、上海开办的许多私立大学,都是只办文、法、史、地、国学等文、法科,教师抱线装书上课,而张伯苓却独创新局,专请留美多年的凌冰博士为大学部主任,除开设文科外,还设理科和商科,后来改称文、理、商三个学院。这在当时确是除旧布新的创举。

   南开大学的兴办和发展,意味着张伯苓的教育事业达到了一个高峰,但他却并不拘泥于此。1923年,他又建立了南开女中,接着在1928年又在女生校舍对面建筑小学校舍,设立了小学部。在兴建和完善女中和小学之后,又分别于1927年和1932年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以南开大学为桂冠的南开教育体系。到1932年,南开各学校学生总数达到三千人左右。这样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在当时全国也属绝无仅有。

   张伯苓的办学经费首先来自个人捐款,其次来自基金会赞助,最后才是政府补助。个人捐款需要游说,常会让人十分难堪。在这方面,张伯苓的经历可谓一言难尽。他曾经对学生说:“你们大家缴付的学费,和我在外边捐来的款项,都不在少数,可是未有一文入了私囊。我虽然有时向人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他白手起家创办学校,经费从社会上一点点募捐而来,由此得了个绰号:“化缘和尚”。

   但“化缘”并不是人人肯干和干得了的。这首先要“不觉难堪”,放下身段,同时还要有些手段,讲究方式方法。张伯苓的办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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